《功甫帖》：门道与热闹

　　九百多年前，苏东坡给他的朋友郭功甫随手写了一封短札，两行，九个字。

　　二〇一三年，著名中国藏家刘益谦从苏富比拍卖行以八百二十二万美元拍得《功甫帖》。不久，上海博物馆三位书画专家明确指出此件为赝品。真伪之争，在二〇一三年岁末震动了全球媒体和收藏圈、拍卖界。

　　处于漩涡中心的无疑是藏家、研究者和拍卖行。他们之间的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煞是热闹，成为普罗大众追看的新闻。借用当事人刘益谦的一个词：大开眼界。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很少有一锤定音的场景，这场争议很可能也会一波三折。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且让我们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功甫帖》真伪之辨

　　记者｜王悦阳 实习生｜霍俐敏

　　东坡法帖，是真是假？国宝回归，名不副实？短短数月，沧海桑田，才以五千万高价“国宝”身份回归祖国的苏东坡《功甫帖》，旋即引来强烈质疑。一方面是上海博物馆的三位资深专家，一方面是声名赫赫的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夹在中间的则是近年来收藏界的大红人，孰是孰非，令人咋舌。个中玄机，扑朔迷离。

　　纽约当地时间9月19日，正值中国的中秋之夜，在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上，著名中国收藏家刘益谦通过与五位拍卖会电话委托方竞拍者的激烈角逐，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最终拍得苏轼的《功甫帖》，领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并计划年底将该作品亮相于上海龙美术馆浦西馆的开馆展览。随后，经过多方努力，《功甫帖》以艺术品保税的方式回归，此举也被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是促进艺术品回流国内的有效方式之一。

　　没想到“国宝”甫抵上海，2013年12月21日，一则“苏轼《功甫帖》被上博称为伪本”的新闻使这幅价值连城的古代艺术品再度成为焦点。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通过一系列考证，共同指认该作品系伪作，并非东坡真迹。

　　千求万证，大胆决拍

　　作为一名资深的收藏家，刘益谦曾说过：“参与艺术品投资，在外界看来是门槛比较高，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但我没有专业知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障碍，我的优势是有钱，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优势。”纵观龙美术馆的收藏品，从宋徽宗《写生珍禽册》到南宋诸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家……美术史上的经典，几乎应有尽有。而当代艺术藏品，也可谓全面之极，几乎全面涵盖了市场一线的当代艺术家代表作，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而今面对藏品《功甫帖》被质疑，刘益谦先是表示了自己的惊诧：“我此前没听说有一个人对这个有不同意见，至于今天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文章，我也搞不清楚。新闻出现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因此这个事情在背后有什么蹊跷我也搞不清楚。”

　　紧接着他回忆起了拍卖收藏该藏品的全过程，刘益谦称自己购买古代书画已近二十年了，对于所买的作品都是相当负责任的。在拍卖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与藏品相关信息的搜集与考证工作，“因为一个多月之前就知道苏富比纽约征集了苏轼的《功甫帖》，看介绍包括来历、流传各方面都比较清晰。上边有项子京的章、安仪周的收藏章，在《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都提到了这件东西，张葱玉是解放后故宫的负责人之一，而徐邦达则在书中赞扬《功甫帖》‘神采飞扬’，为‘上品’。公开的信息都很清晰，哪一段文字上怎么写的，张葱玉是怎么说的，徐邦达怎么说的，都有。有张、徐两位泰斗的说法，同时又咨询了其他业内专家，是老先生们一致认为没有什么争议的一件东西，整个市场我认识的朋友里基本上对这个东西都听不到杂音。”

　　“我通过电话竞拍的方式在苏富比参与此次拍卖，我的二女儿在美国读研究生，现场参加了此次拍卖会。在参加之前，就《功甫帖》她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后，她也对我说： ‘老爸，把这件作品买回去。’”此外，据刘益谦介绍，今年年底浦西美术馆要开展，届时会有一个宋元收藏主题展，而这件中秋拍得的东坡作品将为这次展览以及美术馆的开馆增色不少。

　　从作品本身的历史记载、专家的肯定到女儿的鼓励，加上宋元收藏主题展开幕在即，千求万证始决拍，以上种种坚定了刘益谦要将《功甫帖》拍下的决心。于是，他最终果断以天价拍下了这幅名作。

　　真伪之辨，孰是孰非？

　　据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透露的最新研究成果，三位研究员经过鉴定与考证，认为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

　　“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三位研究员的主要依据是，通过考证，发现近期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其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功甫帖》拓本较好地表现了苏体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颇具几分苏字之豪迈风神。而《功甫帖》拍品，其用笔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如此书艺，谓与东坡无一毫沾边。

　　研究员指出，钩摹本非出于自然书写，故书法审美的诸多要素如墨韵神彩、节奏韵律等皆无从谈起。细辨《功甫帖》钩摹本，其中出现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笔与笔触。如“轼”字的勾(上提处)，“谨”字收尾的横均能看到纰漏——原本属石刻、拓本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大都在《功甫帖》钩摹本中尽量落实了。

　　书法是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是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坏又涉及拓工、装裱的名家与否。总之，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点，即无法达到书家自然书写时的浑然天成，比如“牵丝”、“飞白”等。此件《功甫帖》钩摹本还是从石刻拓本中钩摹出，而非原作钩摹，书艺自然差之千里。

　　除了论点，上博研究员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例如《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此外，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很难相信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因此，专家认定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俩。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不仅如此，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其一为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系“苏书伪”。之后，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亦将《道祖帖》作为米氏真迹，认为《刘锡敕》属“明人伪本”。

　　真伪之说，谁能拍板？

　　面对言词凿凿的质疑之声，刘益谦回应道：“上博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是我非常尊重的两位专家，其中单国霖还是龙美术馆的顾问。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个好事情，他们对《功甫帖》的争议，社会对《功甫帖》的关注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艺术市场发展的这么多年，博物馆作为一个国家收藏的学术机构，对市场上出现过的东西，也没有做过评论。如果大家的意见都是赞成上博的意见，我把这个东西退了就完了，我也会倾听专家的意见。”

　　与此同时，刘益谦马上就联系了苏富比拍卖公司，苏富比公司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表示，将第一时间成立特别小组：“东西是苏富比拍的，苏富比是全球知名公司，我们拍东西肯定是要负责的。我们会等上博的后续论证资料出来以后，针对上博的研究报告组织全球的博物馆专家进行论证。”刘益谦介绍说，苏富比也给了他明确的表态，如果论证结果出来，上博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他们会维护买家的利益；但是如果专家一致认为上博的观点站不住脚，苏富比同样也会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自己的声誉。

　　随后，苏富比拍卖行官方微博于12月22日下午2点40分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苏富比称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并称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将仔细研究这份所谓报告并针对其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所需的回应。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谈及对于整个争议的看法，刘益谦淡然地说：“古代字画宋元字画历来都有争议，争议很正常，特别是在权威专家缺乏、遍地都是专家的时候，上海博物馆作为国家博物馆，第一次对民间的作品进行评论与研究，这本身利于民间作品收藏的进步。当然上博的鉴定，是不是能被市场接受与认同，接下来要看苏富比的专家团队对上博专家的看法的意见。目前这种评论是不是正确，有待于市场的鉴定，这对博物馆来说也是件好事，最后是什么结果，我也期待苏富比给我一个交待。”

　　然而对于古代书画、陶瓷等门类众多艺术品和收藏市场而言，文物艺术品的真伪究竟谁说了算？这可能是困扰每个在市场上购买的新老收藏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众所周知，“流传清晰、来源可靠”的艺术品大都在市场上能拍出不错的价格，收藏家们喜欢听故事、重点关注艺术品的流转、按他们的自己的观点来说就是“图买得放心”。

　　今年9月，朵云轩拍卖公司首任总经理、原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在《博物馆鉴定家为何越来越弱？》—文中指出：“笔者长期在文物经营界工作，与博物馆专家和收藏经营界专家两道均有接触。环顾眼下的书画鉴定界，喜忧参半，深感人才缺失。于博物馆而论，如今，随着这些一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为什么出现这些断层？究其原因，是我们建立的博物馆制度，鉴定人才由院校毕业，入馆培养，但很少放飞野外，往往纸上谈兵，研究来研究去，就是远离真伪二字，也难得做真刀真枪的决定。”在祝君波看来，近年来艺术品市场的鱼龙混杂，很大程度上源于鉴定专家的缺乏与金钱背后驱使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对此，知名策展人皮力也曾公开表示：“我不知这个字帖的真假，但是根据我美术史的经验，这篇报道和中国书画鉴定一样不靠谱。中国书画鉴定历来都是毫无理性，全凭感觉。根据我对我以前学校那些混过鉴定的学者领导的观察，中国这些鉴定毫无科学理性可言，基本逻辑两条：一，好的就是真的，差的就是假的；二，把假的说成真的说明你没学问，把真的看成假的，就是你眼光比较严。反正说服我这个是假的，全是套话行话。”

　　皮力的话虽然“犀利刻薄”，却也不失其真实性。即使在权威云集的年代，对一件作品的真假产生强烈分歧也不在少数。特别是谢稚柳与徐邦达二位，谢老注重从画家笔墨风格出发，判断真假，而徐邦达则对于印、墨、笔等材料特性尤为强调，而启功先生则偏重时代背景的特殊性，诸如避讳用字、书写的合理性等等。此次提出质疑的上博专家，恰受业于几位老先生。然而，即使如此，权威们在鉴定时出现的分歧就不少，好在所鉴定者皆为国家博物馆或文物收藏机构的藏品，实在有问题的，打上“存疑”，留待以后考证。而如今面对真金白银的艺术市场，“存疑”显然是行不通的。分歧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96年张大千《仿石溪山水》一画，经浙江一位收藏家高价买下后，却听到了不少质疑。他送去谢稚柳先生家，得到肯定的回答，送去徐邦达先生处，却得到截然相反的论点。市场面前，孰是孰非，来来回回好多次后，一向好脾气的谢老也不耐其烦，“不懂画，你买画干什么？”不久，谢老辞世。真伪案开庭，在得到徐邦达、启功等专家的“伪作”结论后，浙江收藏家退画了事。此事最终因谢老的逝世而无法继续下去，然而陈佩秋先生对于对方的“一面之词”，始终不满。

　　诸如此类的事件更大的一桩则是对于张大千旧藏《溪岸图》的质疑。同样是国际知名的学者高居翰，提出《溪岸图》是张大千伙同谢稚柳、徐悲鸿造假。为此，收藏此画的大都会博物院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高规格学术会议，包括此画原收藏者王季迁、启功等专家，各执一词，最终以方闻教授以扫描原图得到多次修复痕迹为最具说服力，确定此为古画，但是否为董源所作，依旧难以定论，最终大都会博物院以标志“(传)南唐 董源”了结此段公案。对此“前事之师”，也有专家提出对于《功甫帖》可借鉴运用，把纸张、墨、朱印等分别做碳14测定，年代就出来了。但碳14测定，必须取样，原持有者要同意才行，但一旦把纸张取样化验，测定，肯定对原作会有损伤。无论是专家“会诊”抑或技术鉴定，结局如何，都将是对藏家刘益谦最大的考验。

　　“碳14”能告诉你什么？

　　“碳14测年”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技术的简称，通过测定生物体内残存的碳14的含量来推定它的死亡年代。这项技术是由美国科学家利比教授在1949年发明的。

　　碳14是碳的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它的半衰期为5730年。也就是说，一定量的碳14，经过5730年后，衰变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再过5730年，就会再减少到原来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

　　碳14不是地球上原有的物质，它是宇宙射线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与大气中的氮发生反应的产物。碳14产生出来以后与氧结合形成二氧化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体内就会包含一定比例的碳14；动物吃植物，碳14又会被纳入动物的体内。只要植物或动物生存着，它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吸收碳14，在机体内保持一定的水平。而当有机体死亡后，就会停止摄入碳14，其组织内的碳14得不到新的补充，会因衰变而逐渐减少。由于碳元素在自然界的各个同位素的比例一直都很稳定，人们可通过测定一件古物的碳14含量，来估计它的大概年龄。

　　刘益谦：我在等待他们的报告

　　刘益谦感到不解的是：我一个中国人，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花了5000多万从海外购回一件国宝级文物，上海博物馆作为官方文物机构，对此事没有任何评价或鼓励，还在不恰当的时机，把结论性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发布，而想象中应该很严谨的学术报告却迟迟未出，这是为什么？

　　主笔｜沈嘉禄

　　《新民周刊》：刘先生，这些天你可能比较烦恼吧，自从12月21日媒体透露，以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组成的学术团队代表上海博物馆对你于今年9月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的苏轼《功甫帖》提出公开质疑以来，全国各地不少媒体都转载或综合报道了这条爆炸性新闻，使你再次处于新闻焦点之中。当初在海外拍得这件天价拍品时，坊间将你视作一掷千金的土豪，现在有专家的研究成果放在那里，有人又将你视作棒槌了，你是否感到胸闷或气恼？

　　刘益谦：我也算见惯风浪了，此前对我的各种猜测和冷嘲热讽都能承受，一笑了之，但学术上的事情由不得半点马虎，必须认真对待。从上周六以来，我的手机就没停过，我一直在忙于应付媒体的采访和各路朋友的询问。我现在一方面在等待上博的学术报告公开发表，另一方面也通过媒体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新民周刊》：你的声明我也看了，你在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说的几句话我也注意到了，这些文字与观点表明了你的积极态度，但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刘益谦：请你相信我的真诚。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还对媒体表示将有详尽的学术文章在数天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20余年的藏家来说，真可说是受宠若惊了。

　　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

　　《新民周刊》：对不起打断一下，单国霖先生不是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的成员吗？他在与其他几位专家对此件拍品进行真实性鉴定时，就没有向你透露过半点信息吗？

　　刘益谦：没有透露过任何信息。我要强调的是，单先生是我们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成员，我与他以及钟银兰先生认识都比较早，我对他们的人品与学术水平向来十分尊敬。但是顾问团成员只对美术馆的学术负责，我个人的收藏品，或者我准备竞拍某件拍品前，从来没有向他们咨询过具体的关于真伪或优劣的意见。这是我一贯的态度，也顾虑给这两位研究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也因此，上周六他们以官方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让我颇感突然，相当惊讶。我也曾琢磨过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但另一个更理智的声音提醒我：要尽量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比方说，我认为他们的意见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们主动对一件民间藏品进行学术研究，或许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可望越来越纯净。

　　《新民周刊》：20多年来，中国的艺术市场发展很快，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相当多的文博专家通过著书立说或在电视上出镜等方式，起到了推动与指导作用，但是民间收藏人士对某些专家还是不买账的。有太多的事实在提醒人们，在文物鉴定这档事上，专家看走眼的情况屡见不鲜，受利益驱动而随意发表定性言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收藏界非常希望官方博物馆通过举办讲座及举办文物展来提升民间收藏家的水平，对专家以官方名义发表的意见也一直很关注，并充满期待。

　　刘益谦：所以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对我创办的龙美术馆的爱护和关心啊。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一年以来，无论是举办过的十余个展览，还是开展的多次学术活动，均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因为我严格地执行了把收藏行为和美术馆分开的原则。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挑选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馆藏体系，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的、重复的作品均不能纳入。为此美术馆还组织了专家顾问团队，专门负责作品的挑选和展览的学术把控，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单国霖先生就是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

　　我认为邀请单国霖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是合适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众所周知，我在2009年5月，在拍卖会上经过长达40多分钟的激烈竞价，以6171.2万元的拍得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当时也引起中外媒体的关注。2012年12月18日龙美术馆开馆，在精心策划的四个开馆展之一“古往今来——龙美术馆开馆大展”中，这件北宋的绘画珍品就众望所归地赫然登场，并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亮点。那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就是我请单国霖先生来担当的，展览期间他还作过一场学术报告会，专门就宋徽宗的这些传世名作进行梳理与解读，让公众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种专家与观众良性互动的场面令人倍感欣慰。

　　《新民周刊》：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宋书画艺术品传流至今很少，省市级博物馆如果有的话也堪称镇馆之宝了。在你收藏的古代书画艺术品中，像《写生珍禽图》、《功甫帖》这样高年份的藏品多吗？

　　刘益谦：经过20多年的苦苦寻访，这个历史时期的书画还是有几件的。我准备在龙美术馆(西岸馆)明年3月份开馆时，专门做一次宋元书画珍品展。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拍脑袋的，可以说是我的夙愿。也因此，当我从苏富比的拍卖图录封面上看到《功甫帖》时，感觉就是它为我而来，是缘分到了，就与我相约而至。

　　《功甫帖》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性，我当然是清楚的。我也请专家一起看过，它的来龙去脉也是清晰无误的，此前有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大家知道，张葱玉、徐邦达两位老先生是中国文博界的泰斗，于我国文物事业居功至伟，学术地位不可撼动。据张葱玉先生在《张葱玉日记·书稿》里回忆，建国前就有人向他表达了出让意愿，索价两万大洋，而当时《平复帖》在交易时也不过四万大洋。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称它“神采飞扬”、“神品”。如果这两位饱学之士存有疑问，会这么说吗？

　　《新民周刊》：你能肯定张葱玉与徐邦达两位先生亲眼见过的这件珍品就是苏富比上拍的这件吗？

　　刘益谦：纽约苏富比是有着很高资质的老牌拍卖行，他们对这样一件拍品肯定是十分慎重的。再说在拍卖会上，从30万美元起拍，一直叫到800多万美元，其间竞叫声此起彼落，场内与我竞争的就有五六位收藏家，他们都是行家，决不可能在云遮雾罩的形势下举牌子。

　　《新民周刊》：但是从上博三位专家的研究来看，他们认为作伪者采用了“双钩填墨”技法……

　　刘益谦：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想说，也不能说。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我期待他们尽快出报告，报告出来后我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正面回应。《新民晚报》的消息披露后，引起全国媒体轰动，海外媒体也十分关注，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刊登文章了。圣诞节快到了，欧美国家的人都忙着过节，但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在第二天就及时发表了声明，表示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专家研究讨论。如果专家们认为上博的观点能站得住脚，苏富比一定会维护买家的权益。甚至说到“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那么，在各方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只能保持中立。

　　但是这几天来大家都在等待报告，上博专家却迟迟没有动静，这让希望获知真相的公众也很焦急。我觉得学术上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有争论就有进步，但上博专家采取单方面向媒体报料的方法相当不妥，你为何不以报告的形式正式向公众公布呢？为何在报告发表之前就诉诸媒体呢？究竟想起到何种作用？我从善意的角度思来想去，还是不得而知。

　　我一个中国人，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花了5000多万从海外购回一件国宝级文物，上海博物馆作为官方文物机构，对此事没有任何评价或鼓励，还在不恰当的时机，把结论性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发布，而想象中应该很严谨的学术报告却迟迟未出，这是为什么？

　　《新民周刊》：据悉，上海市政府对你的回购行为还是支持的。

　　刘益谦：是的，市领导是相当重视的，《功甫帖》进关时，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作为海外回流文物经由外高桥文化贸易基地艺术品报税仓库进入上海，经由保税仓库出入境并借展。

　　《新民周刊》：众所周知，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鼓励民间收藏家的捐赠行为，在如今展出的重要文物中，也有不少是近年来海内外人士的无私捐赠。

　　刘益谦：其实在龙美术馆举办过的几场古代书画展览中，我都对海内外文博专家莅临指导充满期待。作为对官方博物馆的补充，龙美术馆在正规化与专业化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这里也有馆聘专家的心血。今天，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也让我大开眼界，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这是很不慎重的。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议是较为正常的话，那么把翁方纲这样晚近代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铁证的。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还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无疑是莫大的鞭策。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赝品，但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

　　仿做不难 出手不易

　　一次“高水平”的造假事件，几乎影响到了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今年的秋拍。买家们比往常更小心谨慎，深怕看走了眼花大价钱买入一幅临摹的赝品。

　　特约记者｜徐佳和

　　赝品常常掀起波澜，尤其是上当的买家是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的时候。

　　今年8月，上海画家、74岁的钱培琛突然成了新闻人物，从《纽约时报》的头条报道，钱培琛所画的63幅仿美国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在FBI的追查下曝光，其中不乏对波洛克、罗斯科、纽曼的仿作。这些作品被当做大师真迹，画商称之为“那些著名画家‘新发现的作品’，大部分由一位要求匿名的收藏家‘×先生’从其父手中继承的”，以8000多万美元(约合4.9亿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上当的买家之中不乏著名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艺术界为之震惊。

　　新闻从《纽约时报》辗转到华文报纸，人们对真正出售假画的画廊艺术经纪人Glafira Rosales反而不感兴趣，那长长一串拉丁字母的名字又十分拗口难记，相形之下，钱培琛的中国名字和样貌倒是引起各方注意。暴风雨般的，国内国外艺术界几乎都知晓了这位“业余画家”的大名。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中反映，此次“高水平”的造假事件，几乎影响到了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今年的秋拍。真伪之辨的疑云在拍场渐渐聚集，质疑画作真伪者络绎不绝，买家们比往常更小心谨慎，深怕看走了眼花大价钱买入一幅临摹的赝品。“住在皇后区的这位华人画家把拍卖这潭水给搅乱了，扰乱了整个市场。”

　　钱培琛对记者谈起“出名”事件的后果，颇有无奈。

　　仿作无罪 售假违法

　　在全世界的主要商业活动中，艺术交易是最不透明，管理也最松散的一种。据美国法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告知钱培琛，作为绘画者和临摹者，即使临摹的是17世纪画坛巨匠伦勃朗的名作，并堂而皇之地在画面上签上伦勃朗的大名，只要不是以真迹的名义和价格出售，也不会被视作触犯美国法律。虽然这些尚需最后的司法说法，但是美国方面没有起诉，也没有限制钱培琛出入境。如果钱培琛真的明知故犯，参与到假画销售中，那就不仅仅是账面上可见的区区几千美元的收入，更应能追溯到大笔资金的进出。

　　钱培琛表示自己所做的仅仅是临摹，没有涉及售假。他将经纪人称之为“小老板”，与之合作十几年，相处如朋友一般。“如果我知道他把我的临摹作品当作真迹出售，我是绝对不会与之合作的。我只是以为自己这些都是临摹品——人家家里买不起大师真迹，但又十分喜欢这位艺术家，于是就只能以其九牛一毛的价格买入一些肖似的临摹品，挂在墙上装饰家居。” 开始时，一幅作品支付钱培琛600美元，最高的时候，支付3000美元一幅，这也是他拿到的封顶价了。

　　临摹的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并不新鲜，只是其需要用知识产权法、版权法来规范。比如中国深圳的大芬村，就是一个闻名世界的“画作制造”工厂，他们每年“画”的向日葵、睡莲、蒙娜丽莎行销全世界，但大芬村十分明确地表示这些就是仿作，且只售几十元、几百元的价格，原作者和临仿作者的权利与权益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的作品注重观念，从形式上而言，模仿并不困难，以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波洛克作品为例，他从1947年开始使用“滴画法”，取消画架，把巨大的画布平铺在地上，用钻有小孔的盒子、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稀薄的颜料借助喷雾器；作画时和画布的接触不固定在一个位置，而是在画布四周走动，或跨越过去，使构图没有中心、结构无法辨认；以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画成复杂难辨、线条错乱的网；画面上线条纵横曲扭，色彩变幻无常，极端放纵，不是艺术家完全掌控，也没有形象辨认，这种纯抽象很容易模仿，甚至仿品连波洛克自己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画家钱培琛临摹一幅现代派大师作品所需的时间并不长，只要理解画义，大胆实验，实际上他本人也没有当作真迹来画，画起来自然放松，权作一种游戏制作，“画廊要求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

　　画廊的一级市场地位

　　在美国，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成熟规范的艺术市场，如果收藏家想购买严肃的当代艺术作品，最好直接在第一市场即艺术家的代理商画廊购买，而不要在第二市场或拍卖场中搜寻。

　　所谓第一市场是指向艺术家直接购买，而且是首次出售，第二市场所指的是转卖，即收藏家、画廊经纪人及美术馆之间的买卖交易，直接向画廊购买通常会比在拍卖会上便宜，因为画廊会尽量将第一市场的艺术品价格压在拍卖会之下。画廊的成功主要依靠品牌及其建立的信赖感。品牌给了客户信心，让他们不去质疑艺术品的好坏，或价格。因此，在诚信为商业交易之本的西方艺术市场体系里，画廊出售的作品，往往不会被质疑真伪，尤其对知名画廊而言，更是如此。画廊经纪人的地位越高，画廊就越不像营利事业，也就越闻不到铜臭味。超级画廊的空间会让人感觉像置身于一座美术馆，展品也从不标价，试问，在这样的空间里，谁会怀疑墙上的那件艺术品不是真迹？

　　收藏家信任他们的画廊经纪人，就像信任他们的投资顾问一样，但是画廊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他们要充当出资人、经纪人、顾问和朋友，他们会鼓励艺术家迎合市场的喜好来调整创作方向。然而，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他当然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性创作作品，并寄希望让画廊经纪人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愿意购买这些作品的藏家。

　　联邦调查局在电话里对钱培琛说，“你现在住的是皇后区的一幢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而画廊经纪人住的是价值百万的别墅。”钱培琛也曾经疑惑于朋友“小老板”的本事怎么会那么大，那么会挣钱。但是纽约曼哈顿Knoedler画廊还经营着钱培琛创作的作品，并为之开过个展，请来众人为他捧场，在画廊里，钱培琛的作品与画廊经营的雷诺阿、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挂在一起，向众人展示。

　　2011年底，一名比利时收藏家耗资1700万美元从Knoedler画廊购得杰克逊·波洛克的一幅未收入画家作品目录的画作，卖方和画廊均肯定该作为真迹。藏家证实此画系伪作，并将Knoedler画廊告上法庭。这对于靠品牌和信任度生存的画廊而言，打击甚为致命，于是Knoedler画廊只能关门大吉。